功能分化后的社会按照不同规则形成若干子系统，各子系统内部是封闭而独立运行的，但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与外界形成认知上的开放关系。
邓小平提出了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事求效包含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和有的放矢三方面的内容。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倡导普世价值观时，我们曾经热情拥抱，也曾经惶恐不安，甚至于否定权利、宪治、人权保障等普世价值，这都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实事求效包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和实践标准。政治独立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经济自强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理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建立在第一波现代性之上。否则会出现头重脚轻的不协调状态，共同富裕难以实现，或者即使实现了，人们仍然心不平，气不顺。
与之相对，始于卢梭对现代性的批判，经由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第二波现代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的发展已经足够自信有一个自信的旗帜——现代社会主义。[50]法治结果的实现必须经由适当的过程，这是基层程序能力的核心目标所在。
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需克服自由经济所带来的弊端，克服经济系统分出之后带来的无度扩张的负面效应，通过国家干预、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公共给付义务的实现等措施来逐渐实现这一点。人们的物质财富可能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应当是正当的、符合每个人的合法地位，同时，担任公职、参与社会治理、表达正当诉求的机会应当是所有人都能获得的。（一）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统合路径 对于贫困的发生原因，古今中外存在若干理论观点，概括起来主要为三种，即收入低下、能力不足以及权利剥夺。[26]可以说，创造人与社会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共和国所有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轴心。
然而，这些判断似乎隐含了一个前提：全社会是以平面方式运行的，各个子系统的立体性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8]追求共同富裕意味着国家对经济活动予以适度干预。
在减贫方面，中央和省市财政对贫困地区持续转移支付，吸引产业适度向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努力提升贫困地区农村生活的品质，都是弥合城乡差异、区域差异、群体差异的努力。三、以尊严为指向的人的全面发展 对于贫困的内涵，最基本的认识是，它是指特定群体缺乏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23]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要应当得到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充分重视。[21]对此，《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注重扶志扶智，引导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思想，逐步消除精神贫困。
从内部视角来看，人的尊严要求个体形成自我反思以及评价和改进的意识与能力。在正常博弈沟通不足的情况下，基层出现各种应付主义、指标主义、接待主义，便是权宜理性的结果。[39] 社会系统论认为，社会是复杂的，因而导致社会系统的分化。在减贫的权责分配上，高层是基层的权力方，基层是高层的责任方。
作为嵌入整体政治格局中的基层，其自主性的权力有限，但责任无限。参见陈运生：《对中国系统论宪法学的反思》，《法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19页以下。
小康社会由全体民众共同参与建设、共享发展成果，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核心就是人，归宿也都是人。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长期面临绝对贫困难题，无数人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38]在国家治理框架内，有必要发展社会权威，作为基层政权力量的补充和协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根本领导制度下，央地关系以及层级关系具备足够的弹性调整空间，提升基层自主能力并不会对政治稳定和法治统一构成潜在风险。党决定成立统一的组织机构、为不同部门分配职责和指标、日常督促各部门执行落实，并行使检查、评价、验收的权力。四、基层法治能力的生成与拓展 郡县治，天下安，自古以来，郡县就在国家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认识具有学术洞见，但整体而言尚不能说全社会功能分化。
[16]减贫的根本目标在于维护和实现人的尊严，这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向。他们提出的路径着眼于致贫的个人能力问题，认为健康和教育的缺失导致贫困人口能力不足，因而减贫必须在提高教育水平、防止饥饿和营养不良、维持基本教育和健康保障等方面采取措施。
在易地扶贫搬迁方面，贫困人群需要付出很少的金钱代价，就可以入住由政府出资修建的集中安置房。每个国家都应将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奉行的正义理念作为共同的价值追求。
可以说，基层的承接和转化效果，取决于其科层制运行的是否有效。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的自然原因实际上为发达地区提供了较好的空气、水资源、气候等稳定的生态环境要素，为其他地区的民众提供了记得住乡愁的物质载体，为国家整体发展提供了青山绿水的物理空间。
其中，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方的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对于贫困人口中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由社会保障来兜底，属于不可不采取的救济举措。[4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人的尊严可以从个体的外部与内部两个角度来观察。宪法确认的若干原则性规定，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为减贫提供了框架规范。
国家和企业的产权关系只能化繁为简，建立非父爱式的单纯的赋税关系，为企业全面走向市场创造条件。加强对科层式官僚体系的控制，是基层政权持续运行的基础性工作。
但是，尽管存在困难，中国法学却必须努力加强法治及相关领域基础性问题的研究[5]，必须努力从复杂而丰富的实践中开发法学的应用场景。从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上说，减贫还涉及两种及其重要的权利形态。
我国的法治建设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这如同一条绳索的振动，法治建设的力量来自绳索顶端。我国脱贫摘帽较晚的地方，产业发展大都面临瓶颈，这与自然禀赋直接相关。
（二）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共同理念 减贫的统合路径显然比某种特定方式更为有效，但对实施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那就是必须能够充分凝聚社会共同意志，必须有能力把控各项措施的实施过程。如何保证国家的团结？如何维护共同体的稳定和持续？唯有形成公平的、有效率的社会合作体系。[12]在减贫实践中，通过对特定地区和群体的转移支付，能够增强其可支配的物质能力，这是对公平目标的落实。产业发展的前提是因地制宜，自然条件不适宜发展产业特别是举办工业企业的地方，不能以产业作为唯一的发展路径。
[49] 王春光：《乡村建设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第46页。[35] 参见马卫红、喻君瑶：《何谓基层？——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基本概念的拓展》，《治理研究》2020年第6期，第67页。
也难以向下供给，典型的例证是不赋予县级立法权。[44]责任类型的不明确，必然导致承担责任范围的不确定性。
[16]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0页。[20] 陈新夏：《人性与人的本质及人的发展》，《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第15页。